美国总统5月12日下令白宫和所有联邦公共建筑物降半旗，以哀悼因感染新冠病毒死亡的百万民众。然而美国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并没有停止增加。快速激增的数据和日益增多的死亡病例，让美国抗疫进入“至暗时刻”，沦为不折不扣的“最大抗疫失败国”。

逝去的100万条生命成为了“悲剧性的里程碑”，这场不该出现的“国家悲剧”，将“永远被记录在历史书上”。美国抗疫的失败，让无数家庭承受着亲人离去的悲痛，更给这个国家民众带来了痛苦的共同记忆。如今，美国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数接近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死亡人数的两倍，相当于美国第十大城市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的总人口，更有20多万儿童沦为“疫情孤儿”……美国这个自诩的“人权卫士”，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再次露出了虚伪、冷漠的丑陋面目。

尽管美国的人口只占全球总人口不到5%，但累计确诊和死亡病例都各约占全球累计确诊和死亡病例的16%。我们不禁要问，作为世界上拥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和医疗护理能力的国家，美国本应是应对新冠大流行准备最充分的国家，却为何沦为全球抗疫的“失败标杆”？

造成这一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美国沉迷于政治斗争，美国政府顶层缺乏推进政策落地执行的能力。一方面美国政党选举的政治体制下，一些政客坚持政治私利优先，为了维护选票利益淡化疫情风险，对民众的生命健康漠然视之；另一方面，美国两党相互攻讦、否决、对抗，难以形成统一的防疫共识和政策决策。比如“强制疫苗令”被最高法院禁止，“打击虚假信息”的呼吁也遭到共和党人的反对。与此同时，美国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长期各行其是、相互掣肘，抗疫大局被各方政治算计所裹挟，缺乏推进政策执行的能力。种种力量的反复拉扯，为新冠病毒提供了一次又一次可乘之机。

从经济上来看，美国将短期经济利益、资本利益凌驾于公共卫生安全、民众生命健康之上。在美国一些政客眼中，资本利益远高于民众生命健康权，被资本绑架、俘获的政客成为财团利益的代言人，而不是生命健康的守护者。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美国实施“大水漫灌”政策，导致财政赤字飙升、货币超发，而真正受益的只有少数富人群体。英国牛津经济研究院测算，2020年3月至2021年1月，美国国内收入排名前20%人口的财富增加约2万亿美元，而排名后20%人口的财富减少逾1800亿美元。资本逐利比普通人的生命健康还重要，这是美国抗疫失败的重要原因。

从文化上来看，美国长期奉行的极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价值观，则是美国抗疫失败又一重要原因。在美国抗疫实践中，佛罗里达的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裁定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发布的口罩令为“非法”，疫苗全程接种率为发达国家中最低，正是因为极端的个人主义价值观，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打疫苗这样最基本的防疫措施，都无法得到公众积极配合。此外，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刊文说：“我们正在失去我们的长辈，这不仅因为他们是脆弱群体，还因为一种更为根深蒂固的流行病：认为老年人的生命不值得珍惜。”这深刻反映出美国价值观深处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基因。

疫情犹如一面镜子，折射出美国政治极化、制度失灵、社会撕裂等诸多问题。回顾两年多来抗疫实践，美国抗疫失败既有政府的混乱决策，更有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必然，暴露了美国社会系统性的危机。从这个角度而言，“躺平”或是无奈选择，但付出的代价何其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