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9日，是生活在浙江湖州的陈子语提车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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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台黑色的特斯拉Model Y。为了将它开回家，陈子语已经等待了105天。之前承诺的一季度交付期快结束了，但始终没什么进展，她觉得煎熬。直到3月26日，特斯拉的销售在微信群里告诉她，29日可以提车了，她有种“终于等到了”的激动。

但仅仅是第二天，提车的进度条又陷入停滞，3月28日下午3点多，销售更新情况：“受上海疫情管控影响，交付预期有所变动，具体提车时间暂时还无法确认。”

同样是订购了Model Y的准车主，浙江绍兴的安清也从销售口中获知了坏消息。原计划3月30日提车，没赶上，她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延期的消息，一下子涌进来134条评论。同城另外两位车主的遭遇与她相似，甚至其中一位以为能按时提车，已经把自己原来的燃油车卖了，这几天只能打车出行。

疫情反反复复，安清的销售仍然需要每周更新一次进展，但也只有那么一句：“请大家耐心等待。”安清看他的样子有些可怜，忍不住问了他一句：“你还好吗?”对方立刻发来几个哭泣的表情：“我快崩溃了。”

提不了车，一定不只是行业的末端出了问题，更严峻的现实，要往上游去看。

整个3月，位于浦东临港的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经历了停产—复产—再度停产的曲折。最近一次变动，是3月28日起，整个工厂跟随浦东实行封控，一开始说停工4天，后来复工变得遥遥无期。有传言说，特斯拉最早要到5月中旬才能复工，特斯拉对外事务副总裁陶琳立即回应称，这是谣言，但也并未给出复工的准确时间。

不论何时复工，特斯拉的生产陷入沉寂是事实。86万平方米的园区里，长达637米的Model 3生产线不再运转，原先上下翻飞的红色机械臂也停了下来，上万名工人的忙碌身影遍寻不见。有消息称，上海超级工厂，每周为特斯拉的中国和欧洲市场生产超过6000辆Model 3和10000辆Model Y，如果停工一个月，意味着64000辆左右的产能，消失了。

被迫停产的车企远不止特斯拉一家。4月9日，蔚来汽车通过官方App宣布暂停整车生产，不少用户的车辆要推迟交付。虽然蔚来的生产基地不在上海，而是在安徽合肥，但一辆车子构造复杂，涉及上万个零部件，供应商众多，而蔚来位于吉林、上海、江苏等多地的供应链合作伙伴，已经陆续停产。

李斌，蔚来汽车创始人，不得不抱歉地跑到App的评论区向用户们解释，“一辆车差一个零件都没法生产”。他补充说，蔚来自3月中就存在零部件断供的现象，“这个情况也不是我们一家，很多厂商都暂停生产了”。整个3月份，蔚来的销量是9829辆。按照一辆车超过30万的均价计算，一旦停工一个月，涉及的损失至少30亿。

李斌话音刚落，长城汽车旗下热销款SUV坦克300，也宣布自4月14日起暂停生产，原因是受上海、江苏、吉林等多地疫情影响，这个车型涉及的8家供应商也已经停工、停运了。

无论是特斯拉还是蔚来，都是没有多少库存的。因为订货周期和结款周期长，整个汽车行业并不愿预备库存，尤其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更新换代速度之快，预备库存，很可能导致跟不上节奏，落后于行业。

将库存压力压到最低，是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的使命，也是CEO马斯克的夙愿。知名汽车博主常岩告诉每日人物：“为了降低仓储成本，特斯拉向来是接到多少订单，生产多少新车。”但现在，就像一个崇尚“极简”和“断舍离”的人，突然被隔离在家，新能源汽车们因为没有囤货的习惯，如今成了疫情里最最先受影响的一方。

疫情真实地改变了所有人的生活，包括汽车制造链条上的人。之前在流出的群聊里，李斌晒过自己被困上海家中，用栽种的小葱和邻居换盐的经历。常岩加了一个车友群，发现李斌也在里面，有一天，李斌在群里说，自己租了个有院子的房子，开始种菜，“准备持久战”。

李斌的朋友何小鹏看了看自家的食物储备，发文感慨称，如果自己遇到这样的状况，“只有两袋牛肉干和几大瓶蜂蜜可以撑下”。作为小鹏汽车董事长的何小鹏，人不在上海，却时刻关心着上海的变化。4月14日，他在微博发出一个颇为惊人的判断：“如果上海和周边的供应链企业还无法找到动态复工复产的方式，5月份可能中国所有的整车厂都要停工停产了。”这段话后面，他还加了一个哭泣的表情。

这个观点得到了华为消费者业务CEO、智能汽车BU CEO余承东的附议，他预测的停产范围，扩大至“所有科技/工业产业涉及上海供应链”的公司。

风暴中心

一辆汽车的诞生，是一个完整的链条。链条上的供应商、制造商和消费者，每个环节的齿轮都紧密地咬合着，只有不停转动，才能源源不断地创造利润和价值。

2020年，疫情最初袭来时，链条上的齿轮被拆散，就打了汽车业一个措手不及。当年2月，因为位于湖北省的35家供应商没有复工，红旗汽车面临全面停产危机，一汽董事长徐留平特意向时任湖北省委书记发出一封函件，用上了“恳请”“求援”这样的紧急字眼。国内汽车市场也在那个时候跌入史无前例的低谷——2020年2月，汽车产、销量均环比下降83.9%，全行业不得不展开艰难自救。

前车之鉴足够痛苦，这一次，尽可能地保证链条运转，成了不少上海车企的头等大事。

上海，汽车产业难以抛弃的一环。中国每生产10辆汽车，就有1辆来自上海。这座城市的新车订单也是全国最多的，一年能卖73.67万辆。对上海来说，汽车业也关系巨大，2021年，这个行业的总产值是7586亿元，占上海全市GDP的17.5%。

浦西的嘉定安亭和浦东的临港隔江相望，分别坐落着上汽大众和特斯拉的工厂，也是两个时代汽车故事的主角，一个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家轿车合资企业，造出了中国首辆国产组装的桑塔纳，另一个是上海有史以来最大的外资制造业项目，用短短两年的时间，撑起了特斯拉全球交付量的半壁江山。

还有如今在造车新势力中崭露头角的蔚来，2015年诞生于上海，安亭托住了李斌的造车梦。而小鹏、理想这些玩家，也都选择在上海设立研发中心。百度为了参与智能汽车竞争，和吉利共同成立了集度，同样选中了上海，并计划将办公室迁往嘉定。它们和上汽系的新能源汽车们一起，构筑了上海对未来汽车的野心。

上汽大众在全国一共有9座整车工厂，位于上海的4座都在嘉定区安亭镇，承载了超过112万辆的产能，而上汽大众整个2021年的汽车总产量是125万，上海如果停产，几乎是按住了上汽大众的命门。在一份重点企业“白名单”中，上汽上报了上汽大众和上汽通用两家合资公司，理由为“经济支撑类”。

所以，汽车制造不能彻底停下。3月14日，上海安亭镇先于全市进入了48小时疫情防控静默期，3月20日周日晚8点，嘉定区又通知安亭镇进入封闭管理，上汽大众的近2000名员工连夜从上海的四面八方赶回工厂，保证了封闭生产下，流水线还能在21日早晨8点半准时开工。

位于上海浦东金桥的上汽通用凯迪拉克工厂，给保供员工搭建了临时铺位，原先的会议室和车间地面，被睡袋、瑜伽垫、行军床铺满。住宿条件的简陋，还不是最让人担心的，随着疫情的变化，供应商工厂24小时内即将封闭的电话随时都会打来，车企的物流部需要立刻调配运输车辆，争取最后的时间，把零部件抢运回厂里。

在上海及周边区域，除了造车工厂，还聚集了上千家规模较大的汽车零部件企业，安波福生产的线束(汽车电路的主体)占全国供货量的80%，博世生产的车身电子稳定系统(ESP)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则高达70%。

江霖和他的公司就是这些零部件企业中的一员。他是上海一家汽车智能座舱初创企业的CEO，和车企合作开发腰托、按摩系统、音乐律动系统、主动安全头枕等产品，蔚来、小鹏、哪吒等新造车公司都是公司的客户。疫情袭来后，量产的工厂已经被迫停产，工人们都回了家，但从3月下旬开始，江霖就和二十多位研发人员一起住进了公司宿舍，每天线上和客户开视频会议，做提案报告并讨论研发细节。

经历过武汉的混乱和慌张，江霖学会了未雨绸缪。2021年下半年，长三角疫情出现反复时，他就在公司囤了三十多个电磁炉和几十套餐具，今年过年的时候，又往公司运了50包大米和十几桶油。这些物资在公司食堂关闭后显得格外珍贵，加上团购抢来的菜和肉，每天能保证这二十多个员工填饱肚子。

但要真正“突破封锁”，并没有那么容易。

刘安宏是上汽和通用合资企业泛亚的一名工程师，他在浦东的出租屋里已经被封了半月有余，许多项目都卡住了。负责汽车电子软件的他，需要将软件安装到实车上进行测验，但现在，没人能够去厂区接触到实车，整个项目只能延迟。眼下，他所有的工作规划已经变成“如何在复工时以最快的方式推进所有项目”。而另一位上汽通用的工程师，因为业务涉及生产制造环节，完全无法推进，他已经有半个月没怎么开过电脑了。

高合汽车在上海有两三千名员工，在浦东封控之前，人力资源部门询问了员工们的意愿，最终大约有500人自愿前往公司进行闭环工作，作为研发人员的姜杉没有多想，也去了，连夜打包好衣服，那个晚上，他睡到了公司里。

姜杉的工作还好，大多在线上完成，“只要一台电脑就行”，但公司其他部门的同事，不少也需要在线下实车上完成测试和调整，甚至需要出差去一线工厂，而高合汽车的生产基地，是距离上海300公里外的江苏盐城。

罗铁在一家民营车企做汽车设计师，疫情发生后，他也只能通过家里的笔记本远程操控办公室里的电脑，卡顿、掉线时有发生，往往一天过去，只能完成过去两个小时的工作量。他唯一庆幸的是，“工资还在发”。

行业按下暂停键，汽车从业者最切身的利益也会受损。罗铁回想起2020年春天，他还在另一家汽车公司，当时公司以疫情下效益差为由降薪，“到手的工资还没有平时的一半”，有同事因为还不上贷款，马上要逾期，还站上了公司研发大楼的楼顶表示抗议。

如今让江霖无比忧心的，自己作为还在工厂的一名供应商，就算已经生产了货，也交付不到下一个生产环节。

江霖所在的松江区洞泾镇，方圆三四十公里，分布着小鹏和理想的研发中心。车企对供应链的依赖形成了“就近采购”原则，大家集群而栖。但现在打开地图，这一片区域被密密麻麻的红点占领——都是封控区。

他的公司此前和吉利一起做了一批产品的样件，“大概装了牛奶箱那么大的两个箱子”，需要送到位于杭州湾的吉利研究院进行下一步对接，但如今卡在了路上，死活运不出上海，“已经耽误十多天了，只能等到上海政策松了，再想办法运出去”。

还有一批货，事实上也已经违约。按照最开始的通知，浦西会于4月6日前解封，江霖把一笔订单安排在了4月8日寄出，客户那边也表示，4月15日能收到即可。然而封控的时间一再延迟，15日已过，“货一直交不了”。每个人的心情是一样的急迫，希望能知道一个确切的交付时间，最多的时候，江霖一天能接到七八通电话，对方的采购、工程人员，甚至集团副总、研究院院长，挨个打来，都在问货什么时候能发过去。

时隔两年，汽车业又陷入困境。只是，和彼时受武汉疫情的波及不一样，这一次，上海就是真正的风暴中心。蝴蝶在风暴中心扇了扇翅膀，也会掀起整个中国汽车业的一场飓风。

常岩最近时常回想过去上海汽车业的盛况。

2020年疫情刚开始，那一年的北京车展被推迟到了9月份，但到了2021年4月，上海车展还是在虹桥机场旁的国家会展中心如期举行。10天的展期里，81万人踏进了展馆，128辆新车进行了全球首次发布。

尤其是新能源汽车，似乎正在迎来最好的时代，小鹏P5、蔚来ET7、极氪001、智己L7，新势力们，带着新车意气风发地亮相。而宝马、奔驰、奥迪等传统品牌，也在奋力推出纯电车型和汽车智能系统。当然，人们也记得，一位女士激动地爬上了一辆红色特斯拉的车顶，大声高呼自己的维权诉求……热闹、信心、争议，汇成一股浪潮，充斥着整个会场。

“给大家打了一针强心剂，尤其是我们看到全球的汽车产业链都因为疫情停工停产时，中国市场还能呈现出繁荣，大家都很乐观。”常岩回忆说。

进入2022年后，尽管时有疫情影响，常岩仍然会不断收到车企体验新产品的邀约，“这一年给所有人的感觉是一种(各家都)要进入战斗的状态，就大家摩拳擦掌也好，或者说整装待发也好，都准备着在今年短兵相接，进行竞争”。

到了4 月，按照惯例，本应该已经进入北京车展时间，包括理想L9、集度汽车首款概念车、蔚来ES7、智己L7 Pro、岚图梦想家等新车，都会在车展前后上市或亮相。

但现在，一切都归于沉寂。2021年上海车展的举办地国家会展中心，成了上海规模最大的方舱医院，去年展出了1310辆整车的室内展馆，如今陆续被改造成隔离病房，最多可容纳50000张病床。原本将于三天后开幕的北京车展，也在此前宣布延期，位于顺义区、展出面积近20万平方米的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暂时等不来它的观众。

一些原定于线下举办的发布会，不得不临时改为线上录播，比如4月17日晚智己汽车的上市发布会。集度汽车原本摩拳擦掌，要在4月18日举行线下ROBODay，发布首款汽车机器人概念车，但后来也取消了，改为线上媒体沟通会，同步研发进展。

疫情不仅影响上海。3月的最后一天，常岩被李一男创立的“自游家NV”邀请，成为品牌北京上市发布会的暖场嘉宾，然而，就在3月30日，常岩参与彩排时得到通知，由于疫情，这场发布会将取消。搭建好的会场，投放好的广告，还有三辆从常州运来的新车，都派不上用场了。“这是这个品牌的第一次发布会，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布会。但现在，肯定遭受了一个很大的损失。”

为了让未来可能到来的损失降至最低，有些工作必须要在现在提上日程。广州一位小鹏汽车的工程师看到，公司让员工们提报驻点公司的人员名单，并计划给大家购买行军床、帐篷。园区也开放给更多私家车出入，建议“能开车的人就开车，不要几个场地来回跑，直接去目的地(实验室或者工厂)”。

变化也在随时发生。4月11日，上海宣布实施“三区管控”，幸运的是，江霖的公司被划进了防控区，还获得了珍贵的两张通行证。这意味着，企业每天可以派出2名固定员工出门采购，但只能步行或者骑共享单车，不能开车。

生活方面的需求大致能满足，但疫情牵扯下企业的经营却依然让他挂心。4月16日，苏州市宣布，吴江区、吴中区、相城区、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和苏州高新区6个市辖区进一步升级疫情防控措施，包括全面加强社会面管控，取消各类公众聚集性活动和堂食等。

“如果未来上海清零了，苏州又爆发，就受不了。”江霖说，他们工厂有很多原材料是在江浙这一带，“一旦江浙的工厂被停工，交付不过来，我们生产不了系统，也就没办法交付给客户(车企)，客户还是要停工”。

作为团队的核心，江霖努力使自己的心态保持稳定。“不能有太多沮丧的时刻，就算有也要努力克服，因为我的情绪可能会影响下面的同事。”他的公司里有一间展厅，安置了4D座椅，有时他会组织同事们一起看电影，看历史片和战争片，“对比一下过去和现在，让心态稍微豁达一点吧”。